北朝变迁史

专题 2022-05-25 12:08:45

北朝变迁

与南朝相对立的北方政权的更迭。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的魏政权统一了北方,与南朝以秦岭、淮河为界对峙。北魏末年,朝野动乱。534年,北魏孝静帝,迁都邺,高欢执政,为东魏。535年,魏文帝于长安称帝,宇文泰掌权,史称西魏。574年,高欢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557年宇文觉(文泰之子)代魏,国号周,史称北周。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北周开国功臣杨坚废周静帝自立,改国号隋。在此之前各朝因均在北方,史称北朝。

两晋南北朝宫殿

我国晋朝(265―420)、南北朝(420―589)各代皇帝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两晋南北朝宫殿建筑大体相沿,主要在三国时期曹魏邺城、孙吴建康宫殿基础上改造修建。邺城宫殿受汉代东西厢建筑布局的影响,在大朝殿左右建处理日朝政务的东西堂。其布局是,在南北向中轴线上建大朝太级殿及东西堂,两侧列有含元殿和凉风殿。大朝后建朱华门和昭阳殿,作常朝,依循了《礼记》三朝制布局思想。三朝宫殿以北建有御苑。建康城宫殿建在中轴线的后部,布局与邺城宫殿布局相似,正中建大朝太级殿,两侧为东西堂,作皇帝听政及宴会之用。殿前建东西两阁,宫殿东北部建有御苑。从南朝建康始,到明朝以前,各代宫殿布局均依南北向中轴线向两侧对称扩建矩形宫城,宫城南面开三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史学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趋于衰落,学者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史学方面,使得史学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史官制度更加完善,起居注、实录一类书籍历朝都有,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非常发达,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修史的动机就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分裂,官方无暇顾及修史,而私人修史之风大盛。

在正史的修撰方面,修汉史的有13家。这13家汉史中,有四家为中原学者所撰,即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袁宏的《后汉纪》和袁山松的《后汉书》。13家汉史中,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中原学者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和袁宏的《后汉纪》了。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官至尚书吏部侍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博涉经史,在任宣城太守时,广招学徒,采集《东观汉纪》及各家私撰东汉史书,仿照《史记》、《汉书》成例,撰写《后汉书》纪、传共90篇,并附有论赞。他原打算再撰十志与纪、传合为百篇,未成而因涉及谋立彭城王一案被杀。

《宋书?范晔传》中记载了范晔在狱中写给外甥的信,他在信中对自己所撰《后汉书》作了评价:“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曰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后汉书》的文辞之美,确如范晔自己所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李慈铭《

诗?疋之室日记》说:“范氏此言,自诩非过,然其最佳者如《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赞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次则《曹焰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焕传论》、《孔融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复,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他若《李通传论》,则讥其陷父以徼幸;《桓荣传论》,则讥其为学以取荣;《臧洪传论》,则惜其徙死之无益;《郭林宗传论》,则疑其知人之过圣,凡兹卓识,多出桓裁。”

范晔的《后汉书》在古代史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在体例方面曾将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比较,然后选取了前者。他的结论是:“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隋书?魏澹传》引)范晔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将纪传、编年两种体例比较优劣的人。他还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用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家。他既重史实又重史论,注意探求各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结果,阐明历史发展规律,通古今之变。在体制方面,范晔大胆地创立了《列女列传》、《文苑列传》、《逸民列传》、《独行列传》、《党锢列传》、《孝子列传》。他创立《列女列传》的目的是提高妇女地位,将妇女中的优秀人物写入史书,他为以前的史书只记后妃而不记名女而感叹:“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他写列女并非只表贞操,而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列传,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现象,而《文苑列传》则将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与儒学抗衡的地步,反映出东汉时期文学兴旺的趋势。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为记汉史的良史。司马彪(?―约306),西晋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字绍统,为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官至散骑侍郎。司马彪认为当时所行世的东汉史书记事烦杂,尤其是安帝、顺帝以后的事情多有亡缺,深感不足,于是乃探讨众书,缀其所闻,记东汉一代史事,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传、志共80篇,名《续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的最大优点是记事详实,文史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梁时,刘昭将《续汉书》中的八志抽出,补入范晔的《后汉书》并作注,而纪传部分却佚失无存,为史学界一大憾事。

东晋史学家袁宏所著《后汉纪》,与东汉荀悦所著《汉纪》被人们并称为编年断代史之佳作。袁宏(328―376),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字彦伯,官至东阳太守。在他之前,记载后汉事迹的史书已有10余种,达数百卷,但他认为这些史书或烦秽杂乱,或阙略而无次序,并且有错误、同异之处。他的撰史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而以前的史书有这方面的不足。因此,他博采众书,重新撰写后汉史,历时8年书成,名为《后汉纪》,共30卷,属编年体断代史。虽然《后汉纪》与《汉纪》同属断代编年体史书,但荀悦著《汉纪》是据《汉书》予以删削而成,而袁宏的《后汉纪》却是博采众书,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就,更难能可贵。他在本书中的一些重要史料,多被范晔《后汉书》所用。

与司马彪同乡的袁山松也是晋代著名史学家。袁山松(?―401)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秘书监,吴郡太守。他著有《后汉书》一百卷,《隋志》著录存九十五卷》,后佚失。他不但作史而又评史,是继西晋张辅之后的史学评论家。他所论治史之五难,很有见地:一是烦而不整;二是俗而不典;三是书不实录;四是赏罚不中;五是文不胜质。这五条说出了一些史书的通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三国史的著作有10余家,其中《蜀记》为中原学者王隐所撰。撰晋史者有20余家,其中中原学者有王隐、干宝、谢灵运等人。

王隐同司马迁一样,也是继父业治史者,而且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史学编著的。王隐字处叔、东晋陈(今河南淮阳)人。其父王铨为历阳令,有著述之志,私撰西晋史事,未竟而终。王隐继承父业,继续撰史。他在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写晋史。后来因平王敦之乱有功,封平陵乡侯。与他同时的著作郎虞预也私撰晋书,因其生长江南而不知北方事,故数访王隐并剽窃王隐著作。为此,王隐遭虞预排斥而被革职归田,家贫无法继续撰史,只好投征西将军庾亮,由他供给纸笔,终于在成帝咸康六年(340年)写成《晋书》,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王隐《晋书》只记西晋一朝事迹,因他生长在北方,对西晋的情况熟悉,故《晋书》详实可读。王隐还撰写了记三国史事的《蜀记》7卷,可惜他的《晋书》和《蜀记》都佚失了。

干宝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和经学家。他是东晋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东晋初年,朝中未立史官,中书监王导上书推荐干宝,经晋元帝同意,干宝始领国史。他所著《晋纪》23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后世学者对《晋纪》评价极高,认为此书注重西晋的立国之本,敢于直言。文采优美,雄骏缜密。可惜此书也佚失了。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著名诗人。他曾撰《晋书》36卷,但未能完稿,所成书稿也佚失无存。

在研究南北史的中原学者中,江淹尤为著名。江淹(444―505),南朝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字文通。他历仕宋、齐、梁三朝。齐高帝建元二年(408年)初置史官,他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掌此任,拟订了撰修齐史条例。他所著《齐史》13卷,属纪传体史书,但因故未能完稿。他还另著有《齐史十志》,并提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的见解。

在正史之外的史学研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是汲冢竹书的出土和研究。

晋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的魏襄王墓,出土了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的发现,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与孔壁尚书、甲骨文、流沙汉简同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据《晋书?束?传》所记,这次出土的竹简文献共有:《纪年》12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7篇,《烦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又7篇失其名题,共10余万言。这些文献中,《纪年》影响最大,属编年体史书,约出于战国魏史官之手。竹简发现后,立即由官方收藏于秘府,开始整理工作。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尚书令荀勖和尚书郎束?等人。荀勖是中原学者,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字公曾。由于盗墓者已将竹简搞乱,给整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些竹简难以整理成篇。这次整理工作主要成果是将《纪年》整理成书,另有《竹年异同》1篇。《纪年》后称为《竹书纪年》。此书记年起于夏禹,至周幽王后接晋国,晋国亡后又特记魏国,至魏襄王二十年止。以夏正纪年,记事简短。书中所记商中宗为祖乙和齐恒公十八年事与甲骨文、金文相符,但所记的舜放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位等事件与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故一直遭到封建正统的贬抑。但是,竹书所记战国时期的史事,据后代学者的考证,其可信程度不在《史记》之下。汲冢竹书中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西王母的故事,晋人郭?作注后,流传至今。《竹书纪年》整理行世后,中原学者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的史料纠正谯周《古史考》中的错误达122处之多。汲冢竹书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夏、商、周及战国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在史学评论方面,西晋张辅对著名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皆有独到见解。张辅(? ―305),西晋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字世伟。晋惠帝时历任蓝田令、山阳令、尚书郎、御史中丞、冯翊太守等职。他喜欢评论历史人物,认为管仲不如鲍叔,曹操不如刘备,乐毅不如诸葛亮,班固不及司马迁。他评论史学,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相比较,认为《汉书》较之《史记》有几个逊色之处:一是司马迁记叙3000年的历史仅用了50万字,而班固记叙200年的历史却用了80万字,有繁简上的不同;二是良史应当记叙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的大事,而班固却把一些属于人道之常的中流小事也写入《汉书》;三是班固在其《汉书》中对晁错有贬毁之言,有伤忠臣之道;四是司马迁作《史记》,以体例、篇目设置等方面属于首创,而班固作《汉书》却是因循承袭《史记》,没有大的创造;五是司马迁在记叙辩士的辞藻华靡,而记叙实录时隐核名检,这是班固做不到的。张辅的比较评论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当属首创。

在对班固《汉书》的研究方面,蔡谟是此时期的著名人物。蔡谟是东晋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字道明。他历仕元、明、成、康四帝,官至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录尚书事等。蔡谟将东汉应劭以来对班固《汉书》的注文集在一起,撰成《汉书集解》一书,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汉书》的阅读和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史学家中还有周兴嗣。周兴嗣(?―521)南朝梁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纂,历任新安郡丞、员外郎散骑侍郎佐撰国史、给事中佐撰国史、临川郡丞。他著有《梁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书,虽不属正史之列,但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史料。

佛山服饰的变迁

佛山历史悠久,民间男女服饰,在不同朝代各不相同。

明代。男士多盘发,戴头巾,手持苏扇,身穿蓝袍或青、白色衣衫,足着鞋袜。一般百姓穿青、黑色便服;武士多穿黑色衣服,腰束带子;富贵人家妇女蓄发戴包头,配以珠、玉、金银、宝石的钗、簪、环类的首饰,身穿绫罗或锦绣衣裙,足穿珠履或鞋;一般妇女穿布裙或便服布履。

清代。男子不盘发而扎长辫,垂于身后,头戴冠(帽)。当时,民间的服装有便服(对胸衫、裤)、祭服、礼服、寿袍、裘服、长衫、马褂和朝服(含各色晶顶鸟翎)、红缨帽、官差服装。妇女除旗装外,富贵人家多是锦绣衣裙、霞帔、锦袄、百褶裙等;一般妇女多穿大襟衫裤,有的衫裤还镶边,少女穿细衫(束乳内衣)。到了清代中叶,服装原料多用绫、罗、绸、绉、缎、绢、刺绣和京青麻、葛等布,用纱、绸、薯莨、土布等制成服装。当时的衫钮,多用铜制的花身、光身等大小不一的铜钮。这些服装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消失。

民国时,由于洋布、洋纱、绒料进入市场,当时服装出现了中山装、西装(洋服)、军装、警服等。当时男子普遍穿的是中山装、西服(洋装)、绒大褛、绒中褛、棉衲、长棉袍、棉套裤、绉纱、软缎、天然绸、礼服绒等长衫和马褂,丝织的点梅纱、云纱、官纱、白绸、黑胶绸、薯莨、竹纱、大成蓝、礼服绒各式土布等短衫裤,男子还一度穿过左襟的大襟衫。妇女服装,多以纱、绸、绉、缎、大成蓝、土洋布等做大襟衫裤,并以绸、缎制成长裙;此外,有针织内衣(笠衫)与领带恤衫、手套等。

清末民初农村青年妇女服饰(王晓华摄)

民国年代,服装陪衬用品有袋表、手表、水笔、眼镜、拐杖、公事皮包、象牙扇、苏扇、夹边机、手影机等。

民国时代的西关小姐服饰(苏湾博物馆供稿)

南北朝选士制度

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为主,辅之以察举、征辟的选举人才制度。南北朝选士制度基本沿袭汉魏旧制。采取九品中正之法,其流弊则甚于魏晋。大士族独占中正要职,控制选士任官大权,致使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南北朝唯察举、征辟制度可言。南朝刘宋沿用魏晋考试科目,宋武帝规定州郡岁举孝廉、秀才之制,“丹阳、吴令、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只各人。”并规定:“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皆策试。”(《文献能考》卷二十八)永初二年(421年)武帝亲至延贤堂策问秀孝。为防滥竽充数,孝建元年(454年)诏令对四方孝廉、秀才作了“非才勿举”的严格规定。违禁者,“遣还回里,加以禁锢。”(《宋书?孝武帝纪》)齐同宋制。秀才被举后,以五问策之。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得一问,不及格。梁一如旧制,但九品中正之制,梁初亦曾废止,而有年25,方得入仕的限制。迨至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又定“九流常选”之制,年未30,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又“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专典搜荐。”(《文献通考》)还设明经、高策、甲科等诸科。陈承梁选年之制,凡年未满30者,不得入仕,惟经学生策试得第者,可未壮而仕。依梁制,设明经、高策、科甲等科。北朝考试孝廉、秀才一如南朝。北魏孝文帝曾多次下诏察举,亲临恩义殿,策问秀才、孝廉。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提出“停年格”,即不论贤愚,轮流停官,以停的年月久者先推用再做官,周而复始。这在人才选拔制度史上为首创。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罢免诸郡中正,另取在位者五人相保之制,如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北齐承北魏之制。规定:“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贤良。”(《文献通考?选举考》)北齐考试甚严。皇帝经常坐朝堂监考秀才,发现有错字漏字者,即点名训斥,罚退立席后;对字体不工者,立罚饮墨一升;凡文理不通者,夺其坐位,并脱去佩刀。此乃科举殿试的先声。北周武帝采取“不限荫资、唯在得人”(《周书?苏绰传》)的选举制度,罢门资之制,否定了实行三百年的九品中正制和士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为隋代科举取士制度铺平道路。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诗歌总集。逯钦立纂辑。1983年9月由中华书局排印。全书135卷,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收入先秦至隋的诗歌。该书取材广博,隋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出处详明,每诗都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也没有例外的;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者同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是可供参考的都予记录;考订精细,书中按断多有独到的见解;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在同类书中,乃属最为完美和使用方便的一部。逯钦立(1910―1973),巨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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