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文化交流

专题 2022-05-25 11:24:17

宋辽文化交流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北宋前期,两国南北对峙,战事不断。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后,各守疆界,不再有大的战争,直到1125年辽为金所灭,其间与北宋的经济、文化交流甚为密切。

经济方面 辽统治民族契丹族是游牧民族,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受汉族影响,契丹族人逐步重视农耕,并俘虏汉人来此地耕垦,作为各投下州县的投下户,农业生产在辽国中后期有一定发展。契丹人从西北回鹘族地区移种西瓜成功,再传入宋地,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大批汉族工匠进入契丹统治区,为其手工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如金银矿冶、加工业中,就主要由汉族工匠在进行着汉地传统工艺的生产。辽还驱掳汉族妇女到北方,传播纺织技术,其国绫锦诸院的织工亦主要为汉人。辽瓷中有不少汉族人民长期习惯使用的器皿,形制与五代、北宋的产品大致相同或相似,其中相当部分乃依照宋名窑“定窑”产品烧制,称为“仿定”,某些产品也有所创新。辽国的马具装备手工艺品有独到之处,“契丹鞍”制作精美,敢称天下第一,在回赠宋使的礼单中,常有“金银龙凤鞍勒”等礼品。辽中京(今辽宁宁城西)遗址发掘,其城分三重:外城、内城和皇城,城中央有大道,两面布局对称,完全接受了中原都城布局风格。其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诸建筑大都依宋都开封样式。一般民宅的建筑风貌,汉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宋辽商品贸易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聘使交易。每逢元旦、帝后生日及其他节日,都要遣使祝贺,各带去大批礼物,对方也要以对等礼品回答,形成两国朝廷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换方式。据不完全统计,辽各种使节到宋东京的约有300次,宋使至辽也不下此数,平均每年互派使节2次以上。礼品都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量,包括各种高级工艺品、名贵水果、珍禽野味等等。据估计,宋廷每年赠送辽国的礼物价值达70万贯,辽回赠物价值亦不会相差太远。有些辽使入宋境后,还“沿途收买物色”。二是榷场贸易。宋初就在边界设置少量榷场与辽交易,澶渊之盟后,榷场数量增加,其中不但商人交易频繁,双方官府还常做些大宗的买卖,成为两国贸易的主要渠道,年贸易额最高达150万贯。三是私市交易。在榷场外,一些商人为规避税收或交易禁榷物货,存在着大量而活跃的私市交易,有的商人还常越界去对方境内贩运谋利。贸易中,宋输入辽地的货物主要有茶叶、纺织品、书籍、糯米、瓷器、漆器、麻布、苏木、金银铜锡及金属首饰、香药、犀象等奢侈品,宋铜钱也大量流入而为辽朝所通用。辽输入宋地的货物有马匹、骆驼、马具、皮毛、皮革制品、镔铁刀剑、北珠、辽盐等,其中羊的数量很大。宋给辽的岁币为10万两银、20万匹绢,后又加10万两银、10万匹绢,此岁币对辽国的经济发展不无小补。

文化方面 契丹大字是据汉文字体改作的拼音字,在形体上也合成一个方块。契丹小字主要依据回鹘文。契丹大小字只在贵族文人中使用,范围很窄。一般文人大多兼通汉文,辽国文化主要还是以汉文作工具。契丹原流行原始巫教,受汉文化影响后,佛教开始传播,至辽中期,佛教大行。其两大业绩是石经的刊刻和雕印《大藏经》。雕印前校勘仔细,且“纸薄字密”,印刷质量上乘,被称为“丹藏”。辽统治者对道教也予保护,而更重视儒学。随着宋地汉文书籍大量输入辽地,儒学广为传播,《论语》、《贞观政要》诸书多受重视。其朝廷还仿汉制,设史官编修《实录》。辽圣宗时僧人行均编撰《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流入宋朝,为宋人所赞许,沈括《梦溪笔谈》谓其“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并在浙西雕版刻印。辽人喜读汉诗文,许多贵族还擅长此道,唐白居易、宋苏轼的作品在辽地广为流传。苏辙奉使至辽,回来报告说,本朝民间印行的文字、书籍,辽国几乎无所不有。苏轼的《眉山集》在宋开印不久,已传至辽境。不少商人将各种汉文书籍运至辽国贩卖,“其利十倍”,可见汉文化在辽传播之广泛。其他如绘画、曲艺、医学诸方面,辽也无不受到宋代文化的影响。辽地一些陵墓壁画,其风格完全模仿宋人山水画。许多贵族都善丹青,宋朝藏有辽太祖皇子耶律倍的绘画,辽兴宗也曾画鹿赠宋仁宗。一些宋人曲艺传至辽地,还在辽宫廷中上演。契丹原不懂医药,后来耶律庶成钻研中医,并向族人介绍中原汉族的医学知识。在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辽政权灭亡后,许多南下契丹族人为汉族所融合。

宋与细兰文化交流

细兰国即今斯里兰卡,或作“西兰”、“悉兰”,又名“狮子国”,宋时为南毗属国。以出产各种宝石著称于世,如猫儿睛、青宝珠、红宝珠、红玻璃等,还有白豆蔻、木兰皮、粗细香等土产。宋商舶自广州、泉州出发,常载檀香、丁香、龙脑、金银、瓷器、丝帛等货来此贸易。细兰是东西商舶海上贸易常经之地,近年出土有各种宋代陶瓷器及南宋钱币,仅1977年在其北部贾夫纳附近海滩就发现北宋陶瓷器五百多件,可见当时商贸之繁荣及宋货之丰盛。宋商在其国海岸边建造了著名的“支那七塔”,以为海舶指示航向。甚至在细兰国王的军队中,“有中国人从戎者”,说明已有宋人侨居这里。

宋与交趾文化交流

交趾故地在今越南北部,又作“交觐”,或称“安南”。与宋广南西路毗连,两国往来甚密。据不完全统计,交趾朝贡使团有50余次,实际次数自然还要多。向宋输出的贡品有象、犀、玳瑁、珍珠、绸绢、吉贝布、金银器具及沉香、笺香、蓬莱香、钦香等各种香料、药材、工艺品等,其中香药、纺织品的数量最大。宋廷回赐也丰厚,主要有各种服饰、金银器具、钱币、绢彩丝织品、马具等,还赐其国王封号。交趾一些巨商也常以“朝贡”名义进献上述特产,朝廷同样估价回赐,或赐与牲畜、粮食、纸张、酒类等物。民间贸易除南方诸港常有海舶商船往来外,宋还特许广西沿边设立了钦州(今广西灵山)和永平寨(今广西宁明南)等博易场,与交趾商人的贸易十分频繁,从鱼蚌海鲜交易斗米尺布的小生意到每笔达数千缗的大买卖。主要输入上述交趾特产及盐、漆、朱砂、生金、银、铁等物,输出宋朝的纸张、文具、粮食、绫罗诸物,尤其是蜀锦很受交趾商人的青睐。

汉文是当时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朝廷所编写的各种典册公文,民间的诗歌、文章都用汉文记载,许多高僧是有名的汉学家,其汉学水平可与高丽(今朝鲜)颉颃。交趾也十分重视中国书籍的输入,不时向宋请求赠书和购书,宋廷破例同意交趾使节可购买“禁书”以外的各种书籍,并数次赠与《大藏经》、《道藏》及儒家经典等要籍,其商人也常用香药交换或不惜重金购求各种汉学著作。其民族语言受汉语的积极影响,得以不断丰富。中国印刷术的南传和书籍的大量输入,使交趾印刷业在十三世纪中叶开始起步。中医到十世纪以后在交趾得到较大发展,宋医在当地很受重视,双方商人往来采购药品已很平常,而交趾某些药品如“使君子”、“霍香”等输入,又丰富了中医学的药典。交趾的“李朝兵法”(又称“安南行军法”)在十一世纪传入中国,深得宋廷君臣的赏识,而中国的作战阵法、骑射之术同样对交趾军事很有影响。这一时期,交趾从宋传入织锦工艺,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宫女仿织宋丝织锦绮获得成功。双方杂戏鼓曲艺人也时有交往切磋。由于地理毗连,两国人民的互相移居、往来杂处,更包含着民族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互相感染和影响。

宋与炅婆文化交流

炅婆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又名“莆家龙”。宋淳化三年(992)遣使来贡,贡品有象牙、珍珠、玳瑁、龙脑、丁香、檀香、白鹦鹉、杂色绣花丝纹、吉贝织杂色绞布及犀牙装剑、金银装剑、玳瑁槟榔盘、藤织花簟等手工艺品。宋廷回赐以金银、钱币、丝织品、良马戎具等,或封其国王以爵号。后双方时有“贡赐”来往。炅婆对宋商尤为欢迎,“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因此前往贸易的商船不少。福建巨商毛旭,不但经常往返,还成为其国使臣访宋的向导。宋商主要运去金银及其器皿、川芎、朱砂、缬绢、皂绫、白芷、绿矾、漆器、铁鼎、瓷器等物。当地人采胡椒为辛气所薰,多患头痛,服川芎可愈;其妇女又喜用朱砂抹指甲、染衣帛,故川芎、朱砂最受欢迎。运回其地特产,除上述贡物外,还有犀角、降真香、茴香、沉香、豆蔻、毕澄茄、硫磺、槟榔、苏木、蕃剑等,其蔗糖味极甘美,尤多胡椒。商舶往往冒禁偷载铜钱去其地贸易,求得倍利,所以近代爪哇岛出土中国古代钱币,大多为宋钱。

宋与注辇文化交流

注辇国故地在今印度东南科罗曼德海岸一带,又作“朱辇国”。大中祥符八年(1015),遣使52人来宋朝贡。天禧、明道、熙宁年间又多次遣使入贡,据其使臣告知,还有数次因海浪没船而未能到达。贡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木香、白梅花脑、瓶香、蔷薇水、丁香、鹏砂、金莲花及珍珠衫、珍珠帽、琉璃大洗盘等手工艺品。其中有一次贡珍珠达二万七千余两,象牙百余株,香药数千斤。且在朝见时,以本国撒殿风俗,诚致敬意。宋廷款待隆重,回赐优厚,如熙宁十年(1077)答赐钱币八万余缗,银五万二千两。两国商舶贸易中,其出口的土特产还有珊瑚树、琥珀、槟榔、豆蔻、色丝布、吉贝布等。这里一带海岸,近代时有中国古铜钱出土,其中宋钱甚多。参见“撒殿”。

宋与故临文化交流

故临国故地在今印度西南海岸奎隆一带,宋时为南毗属国。出产椰子酒、苏木、蜜糖等物,许多特产与南毗国同。宋商舶从广州、泉州出发,经三佛齐或兰无里(都位于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再西向航行月余即达该国。中国商舶欲往大食,常在此转易小舟而往;大食商人欲往东方贸易,也必在此换易大船东行。其国位当印度洋航线中点,是当时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之一。

宋与麻逸文化交流

麻逸国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或说在吕宋岛,亦作“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其商旅就“载宝货至广州海岸”,来宋贸易。其国特产主要有黄蜡、吉贝布、珍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等。宋商船一般载丝织品、瓷器、铅网坠、金银、铁鼎、铁针、白锡、乌铅、琉璃珠等去其地贸易。商舶入其港,驻泊于规定的市场区,便要向其酋长赠送礼品。交易开始,该国商贩纷至沓来,看货议价,然后以竹筏运货物,转贩他岛,售完始归,以所得偿付商舶。大多守信始终,少有过期不归者。其周围群岛包括“三屿”等属国,宋商舶来此贸易,每至一聚落,便驻泊中流,鸣鼓招徕,当地商贾闻声,就争划小舟,以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土特产来舶上贸易。商舶每一处停三四日,又转他岛,率四五月周转完毕,方转棹回国。可见宋与菲律宾诸岛的民间商贸很是活跃,近年马尼拉附近地区出土各种宋瓷,包括有越窑的刻花青瓷,龙泉窑的刻花五管瓶、福建的青白瓷、黑瓷等,即是文化交流繁盛的物证。

宋与大秦文化交流

“大秦”,汉唐时指罗马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宋代史籍中的“大秦”,是一个模糊笼统的地理概念,大体包括今小亚细亚以西的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北非地区与国家。《宋史》中的“拂热国”,或说指东罗马帝国,而一般认为当指塞尔柱突厥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一带(今土耳其)。《诸蕃志》中记“芦眉国”有城七重,丝织业较发达诸事,有人认为约指东罗马,或称“眉路骨国”、“眉路骨?国”。宋与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直接的贡使聘问。元丰四年(1081)拂热国遣使来宋朝贡,献鞍马、刀剑、真珠等物,元钓年间又两次来使,宋廷回赐帛200匹及白金瓶、袭衣、金束带等珍贵物品。其二,间接的转贩贸易。据史载,宋人已知大食(今阿拉伯诸国)之西巨海(即地中海)中有巨舟(称“木兰舟”),可抵海西岸“木兰皮国”(或称“默伽猎国”,故地在今摩洛哥)。地中海中有“斯加里野国”,其“近芦眉国界”,或即今意大利的西西里。这都说明,已有许多商人从中国贩货至这些地区。近代考古发掘,小亚细亚的伊斯坦布尔诸地出土的宋代瓷片和铜钱即可为证。其中大多当是阿拉伯商人所转贩,故史称:“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同时,大食商人也把这一地区物产贩易入宋,如芦眉国所产蔷薇水、硼砂、栀子花、越诺布、苏合油、碾花琉璃、丝织锦绫等。可见,当时中西方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由阿拉伯商人充当使者。

宋与蒲端文化交流

蒲端国故地在今菲律宾班乃岛。咸平六年(1003)九月首次来宋朝贡,次年正月上元节夜,宋廷派官员陪同其使臣观灯、宴饮。其后,两国“贡赐”来往不断。大中祥符四年(1011),其国主派使臣以金板镌表并带贡品来宋,足见其友好之情。其贡品主要有龙脑、玳瑁、丁香、红鹦鹉等土特产。宋廷友好款待,回赐服饰、冠带、器皿、缗钱、旗帜、铠甲、鞍马等。其使臣也常至市场买各色“汉物”以归。双方民间商贸往来,参见“宋与麻逸文化交流”。

宋与占城文化交流

占城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亦称“占婆”,与宋隔南海相望。据史书统计,其使团来宋朝贡有40余次,“贡品”主要有象、犀、狮子、孔雀、玳瑁、槟榔、椰子、胡椒及沉水香、笺香、速暂香、生香等各色香药、吉贝纺织品等,其中以香药的数量为最。宋廷回赐金银、钱币、兵器、甲胄、服饰、旗帜、马鞍等,或赐其国王封号。其巨商也时有所贡,如乾道三年(1167),占城某蕃首大商入贡乳香十万余斤、象牙七千余斤,数量惊人,宋廷只得“许进奉十分之一,馀依条例抽买”。即将十分之一贡物作为进奉物,估价后“听旨回赐”,十分之九贡物仍按进口商品对待。两国海商往来也甚频繁,从占城输入的商品还有苏木、乌木、黄蜡、麝香木、藤器等,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各种丝织品、金属器皿、纸、笔、酒、糖、瓷器、漆器、书籍、檀香及绢扇、凉伞、草席等生活用品。南宋乾道年间,有位福建籍军官泊至占城,曾为占城军队训练“弓弩骑射”,很有奇效。汉文化在占城有相当程度的传播,宋时当地颇有能作汉文诗词的文士。占城稻作为水稻良种传入宋后,对中国南方农业生产起相当促进作用。两国间互相移民也习以为常,如北宋前期,占城时有数百人一批,移居广州等地。而宋也有不少商人等去占城定居。

宋与南毗文化交流

南毗国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出产胡椒、珍珠、象牙、诸色番布、兜罗绵等物,其商旅多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诸地贸易,亦有商舶至宋泉州诸港。其商人不但来宋贸易,有的还长期居留,如南宋泉州城南住有该国巨商罗巴智力干父子。宋商舶自广、泉诸港出发,先到三佛齐或兰无里(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部)诸地贸易,等来年有便风时,经月余航行即到南毗。宋舶带去货物有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等,还转贩东南亚诸国的沉香、檀香、丁香、豆蔻、龙脑等货,其地输出的商品除上述土产外,还有乳香、木香、没药、猫儿睛等。南毗是当时与宋商贸来往较为密切的国家之一。许多论著沿袭冯承钧旧说,把此国等同于“麻离拔国”(或称“麻?拔国”),系因“麻离拔”与“马拉巴尔”(Malabar)音近而讹。其实,众古籍中明载“麻离拔”乃大食(今阿拉伯)诸国之一,应在今阿曼的木尔巴特。南、麻二国在地理位置、风土物产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混而为一,纯属误考。

宋与高丽文化交流

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宋人或亦称其“新罗国”。两国关系一直相当友好,只在北宋中期有40余年略为疏远,经济文化交流甚是频繁和密切。一次高丽王生病,向宋朝“乞医药”,宋神宗即遣使“挟医往诊治”。据史料不完全统计,高丽向宋派使朝贡有50余次,宋使往高丽有30余次。高丽使团所带贡品有金银铜器皿、金银饰刀剑、临锦、色绫、?布、白毡、乌漆甲、硫磺、香油及马、骡、貂、麝等,其中以人参、白?纸、松烟墨、青瓷器及螺钿工艺品最博得宋人赞赏。宋廷回赐礼品主要有各色锦沮丝织品、金银瓷漆器具、礼服冠带、乐器、祭器及茶、酒、沉香、象牙、玳瑁、钱币、书籍等。元丰时,规定每次回赠浙绢一万匹为定数。宋使回访,高丽接待亦极隆重,在开京(今朝鲜开城)特设华丽的别宫招待。两国使臣除官方交往外,还常在对方市场购买各种土产和工艺品,高丽使臣甚至带大批金银、土产来市场贩易,购回所需的彩帛、书籍等。元丰八年(1085)宋廷取消赴高丽通商的禁令,两国民间贸易得到很大发展。高丽商人每逢春末夏初,启航赴宋登州(今山东蓬莱)、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等港贸易,其中明州停泊的高丽船最多,当地建有高丽贡使馆,专门接待高丽宾客。其运来货物有人参、麝香、皮革、铜器、漆、蜡及各色药材、各种果品等,?布、绢绸的数量最多,也极受欢迎。宋商舶一般在七八月份北上,运去丝织品、茶叶、瓷器、佛家法物、文具、书籍、药材、染料及转贩象牙、犀角、香药等物货,往返不超过百天。高丽在开京设立好几个宾馆接待宋朝商人,有的商贾甚至在高丽通婚,建立家庭,再来回贸易。

高丽不断派遣留学生入宋国子监学习,学成后有些人便参加科考而留宋任职,其中著名的有康戬、金行成等;而侨居高丽的宋朝士人也有在高丽入仕,有的官至参知政事,深受统治当局器重。宋廷把《九经》、《三经新义》、《史记》、《汉书》、《圣惠方》等汉籍乃至《大藏经》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都赠与高丽,高丽也回赠《三国史记》等本国典籍。此外,两国商人、使臣也常带回各种书籍。据载某高丽国王“每贾客市书至,则洁服焚香对之”,表示其对中国文化的向往。高丽官方、民间都盛行汉学,收藏汉籍,中国一些早已散失的古籍,如《东观汉记》、《黄帝针经》、《(京氏)周易占》等,也在宋代重返祖国,这是高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随着书籍的东传,宋代的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术也传入高丽,经创新而制造出铜活字,十一世纪高丽根据辽、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经》,宋人的文学作品很受高丽人喜爱,汉诗在当时高丽诗歌中占有很大比重。宋人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都对高丽影响不小,高丽许多寺庙中佛像雕塑与壁画都带有宋代的风格,宋神宗派往高丽的乐工使朝鲜舞乐益盛,宋徽宗曾向高丽国王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而高丽画家李宁也得到宋徽宗的推崇。在学习了中国瓷器工艺之后,十一世纪末,高丽推出了可与宋代名窑产品媲美的青瓷。同时,中国的医学和算学等科技成果也为高丽所吸收,宋多次派遣名医前往传授医书、医学,随着高丽医学的发展,又有大批药材输往中国;而《九章算术》在宋代传入高丽后,也成为其科举课士的内容之一。北宋末年,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可见侨民不少。高丽汉学盛行,而其“屋宇、器用、服饰、官属略仿中国”,反映了汉文化对其深远的影响。参见“同文馆”、“义天”。

宋与天竺文化交流

天竺国是中国古代对古印度的旧称。秦汉时称“身毒”,后汉始有此称,唐宋沿袭不变。或别称“摩伽陀”、“婆罗门”等,当时印度分为许多国家,所以又称“五印度”。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甚为密切,尤其是印度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有重大影响,宋代虽不如唐,但其影响仍持续着。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天竺取经回,宋太祖亲自召问情况。次年,准许僧行勤等157人,经陆路往天竺求佛书,自是往天竺取经求法的宋代僧人颇众,先后有140馀人次。同时,天竺众僧持梵经、佛舍利、佛像来献者亦不绝,其中著名的有法天、天息灾、施护、法护等,他们或入译经院、传法院,对宋代译经事业作出了贡献。开宝八年(975),东印度王子穰结说?来朝贡。接着又有王子曼殊室利随中国僧至开封,馆于相国寺,善持佛法,为城都人所钦慕。太宗时,许多中国僧人自天竺回,不但取回佛经,并带回天竺诸国给宋廷的友好书表,加深了互相了解。随着佛经的传入,印度占卜、算术、医学等书籍亦有传入。一些天竺僧人也贩运香药及其他器物,如太平兴国五年(980)中印度僧人罗护罗献梵经一袖并香药17000余斤。一些天竺僧人久居中国以至终老,有的帮助中国各地建筑寺院,如天竺僧罗护那,在海商资助下,在泉州城南买地建佛寺宝林院。泉州开元寺东塔亦为天竺僧人所建,是我国现存石塔中的艺术珍品。南宋时, 有中国僧人及商人在印度的尼伽八舟港建一座四方形砖塔, 印度人俗称“中国塔”, 颇有艺术观赏价值。随着两国的频繁交往, 中国养蚕法约在宋代传入印度, 使古印度丝织业开始发展。

天竺乐

古代从印度传入我国之民间音乐。天竺,即今印度。东晋、十六国时,前凉王张重华平凉州后传入中原地区。《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南北朝时,梁武帝笃敬佛教,把“天竺乐”列为正乐。隋初宫廷乐舞“七部乐”、隋至唐初宫廷乐舞“九部乐”中均设有“天竺部”。

概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和分期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东亚邻邦,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采。1972年,为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中国著名学者和诗人郭沫若作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

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CRFDPIC/r200607154/r200607154.006.af1f36.jpg同唇齿,

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

不等寻常。”①

赤县、扶桑是中国、日本的别名。鉴真、晁衡(即阿倍仲麻吕)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生动地概括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且不说远古时代大陆原始居民向日本列岛的迁移,仅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史,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而且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战争的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多采,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和事例。

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成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时代,每个时代再划分为若干时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时代或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初的漫长岁月。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二)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的交流。

(三)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东海航行。交流方式较多表现为民间贸易、僧侣往来等形式。交流内容既有物质方面的商品贸易,也有精神方面的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

(四)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初,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如书籍、儒学、美术、书法、医学的交流。

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而日本文化经历了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中国文化,逐渐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中日交流的内容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逐步深入延伸。交流面也从少数使臣官吏逐渐扩大到民间留学生、僧侣、以至商人、庶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余年,也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一) 1840年(鸦片战争)――1871年(中日建交),中国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朝,日本是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这个时期是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只有少数中日商人能往来,内容有书籍、文学、艺术等。尤其是反映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1871―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日本明治时代。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使领馆,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络绎不绝,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

(三)1894―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清末民初时期,日本明治、大正年间。这个时期有大批中国留日学生东渡,还有许多中国官员学者赴日考察新政,日本也有不少教师学者来华。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教育与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四)1919―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是民国时代,日本则是大正末年和昭和时代。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以至战争年代里,中日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反战运动仍然始终不断。

总的来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和内容都比古代有所发展,更富于广泛性和群众性。由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趋向更多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45年至今的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 1945―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日本仍是昭和时代。1945年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告终,结束了日中两国之间长期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人民为改变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和坚持民间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懈地努力。

(二) 1972年至今,日本是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经过长期艰苦努力,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恢复邦交,开始互派人员,缔结协定,推动文化交流。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从此中日两国可以在完全平等友好互利的立场上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现出空前规模的新高潮。

以上只是简单地勾画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历史轮廓。可是要在这本几万字的小书里全面系统地叙述如此漫长且丰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不可能的。我想还是用史话的形式,从中选择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生动的典型事例,来向读者描述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最辉煌最动人的篇章吧。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入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公元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

。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临〔ji记〕、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八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qu shu渠书〕”、“?〔ta deng踏登〕”。《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五色九色首下?”。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临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1557―前1530年)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

。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的音译)。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古印度别称)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

。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li离〕禊”、“犁禊”、“犁硭”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轩”、“犁禊”、“犁硭”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元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丝织品的西传,在元代又出现了一个热潮。早在蒙古西征时期,就把一些中国织匠带到穆斯林世界。中国的凤凰、龙、麒麟等图纹花样被引入了穆斯林的丝织花样之中,一直远传到蒙古人未曾到过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地区。同时,一度几乎绝迹于西欧的中国丝绸等产品又开始源源来到这一地区。从13世纪末以后,中国的丝绸锦缎又成为意大利各地显贵及罗马教廷的时兴服饰。当时的绘画与考古的实物发掘都反映和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在1317年所画的《图鲁斯的圣路易为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加冕图》,画中圣路易的主教冠带和教袍缎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中国丝织品。与罗伯特同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统治者甘格朗德,他的墓地经过考古发掘、整理,发现棺中遗体遍体都缠着中国丝绸。与丝绸一道,元代的陶瓷输出仍保持着宋代以来的势头。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都发掘到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残片。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还提到,中国的瓷器一直远销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况,也在蒙元时期被介绍到西方。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卢布鲁克就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他说:“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左右。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大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我国的纸币,最早出现在北宋仁宗时期。蒙哥大汗时期流通于蒙古诸部的纸币,显然是受了中原的影响。到了元朝时期,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形又被介绍到穆斯林世界。例如,1338年在开罗去世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合玛?昔拔不丁曾记载说:“中国人把桑树纤维所制成的长方形纸片当作钱币,上面印着皇帝的名字。使用这些纸币的时候,把它拿到官吏那里,打些折扣,取得另一票子,犹如在我们的造印厂以金银块变换铸造的硬币。”伊本?巴图塔也介绍说:“所有到了这个国家(指中国)的金银都熔化成块。正如我刚才所说,买卖都用纸币,大如手掌,上面印着皇帝的御玺。”

此外,中国的驿传制度也传入埃及。埃及采用驿传制度以后,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当时,从大马士革若有急事到开罗,只需要四天就可抵达。

最值得注意的是火药的西传。

中国不但是火药的发明国,而且是最早制造各类火器、包括铜制火炮的国家。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孙思邈等人就已善于用硝和硫磺作为炼丹时借以发火的药料。火药发明后,很快就被应用于军事上,成为杀伤力很强的火攻武器。10世纪初,我国用于城市攻坚战中的“飞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北宋时期,由国家建立了大规模的火器和火药工场。11世纪初,创制了一种改良型的火药包,名叫“手炮”。接着,又发明了霹雳炮与类似于现代地雷的铁火炮。到了南宋时期,开始使用管型火器,如竹制火枪,以及能发射火焰的飞火枪和火筒。1259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出现的突火枪,用巨竹作筒身,用火药的爆炸力发射子窠〔ke科〕,射程达150步,实在是近代射击型火器之鼻祖。

元代继承了宋代的技术,进一步研制、发展,终于制造出最早的火铳〔chong冲〕。1970年在黑龙江阿城出土的忽必烈平叛时(公元1287年)使用的铜铳,长34厘米,重3.55公斤。当时中国专门使用这种火器的“铳卒”,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火枪手。

火药和火器在中国发明后,又迅速西传。火药的制造,首先是硝传入伊斯兰教诸国。时间早在八九世纪。波斯人称之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南宋偏安,首都临安(杭州)盛行“流星”、“花火”。侨居该地的许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人士对这种腾空四溅的烟花印象深刻,很快将其介绍到自己的故乡。据记载,1249年,埃及阿尤布王朝国务大臣奥姆莱亲自主持首次在伊斯兰国家使用火药的试验。这次试验所使用的火药配方,很可能就是半个世纪后记载于一部阿拉伯兵书中所列举的“契丹花”的处方。

蒙古人在南下中原地区时,掌握了这一科技成果,并挟之以西征。126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在大马士革一战击败了蒙古西征军,俘虏了一些制造火药的匠师,缴获了大量火器。从此,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技术更直接大规模地西传。14世纪,埃及马木路克王朝时开始仿造中国火器,可以用火枪发射火箭。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又研制成功发射铁丸的火器,后来发展成火枪。14世纪70年代,埃及还制造出能发射大炮弹、射程极远的铜炮。

火器从埃及向西流传,很快就传到摩洛哥。摩洛哥于是成为仅次于埃及的火药与火器制造中心。1590年,摩洛哥素丹艾哈迈德?曼苏尔派兵远征撒哈拉以南的桑海帝国,其中就有2000名火枪手。正是靠着这一新式火器的优势,摩洛哥人毁灭了西苏丹地区最后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洛哥人还用火器对抗葡萄牙人从北方的入侵。1342年,摩洛哥人在保卫阿尔吉西拉斯的战役中,使用火炮抗击葡王阿方索十世的军队。英国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参加了此次战役,从摩洛哥人那里学会了火炮的使用。三年后,在1345年的克莱西战役中,英国人初次使用了火炮。接着葡萄牙人也学会了使用与制造火炮、火枪。从此,近代火器技术迅速传遍欧洲。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初次来到中国时,使他们耀武扬威于中国人面前的已是“铳声如雷”、“炮声殷地”的新式火器了。

宋元时期我国几项伟大的古代科技发明西传穆斯林世界,再由那里传入欧洲,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南针及其应用于航海事业,对于日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指南针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无论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环航世界都是难以想像的。造纸与印刷术的西传,使日后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得以在社会上大量、广泛地流传,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而火药的传入欧洲,使欧洲中世纪王公贵族的城堡在掌握了火器武器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同时使欧洲殖民主义者更容易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征服和劫掠。总之,在欧洲历史大转折的前夜,这些发明的西传,对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起了某种革命性的作用。

当元代中华文化源源西传时,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科技文化成果也传入中国。

在元代,移居中国的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人士,常以色目人的身份出入宫廷,并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在传播阿拉伯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人在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阿拉伯科学技术对元代影响最大的是天文历法。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城学者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传入中国,译名为《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还在即位之前,他就征召穆斯林星象学者,当时就有札马鲁丁等人应召前来。1267年(世祖至元四年),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同年,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研究,札马鲁丁携来北京的历书,就是摩洛哥天文学家阿卜?阿里?哈桑?马拉库西编著的历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在北京,札马鲁丁遇到了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在负责改治新历的工作中,可以肯定已经受到阿拉伯历书的影响。至于札马鲁丁携来或制作的天文仪器,大约应是当时伊儿汗国从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天文台传到中国的仪器,这些传自阿拉伯世界的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它们的传入与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我国元代以后天文仪器的巨型化,也受到埃及的影响。

来自叙利亚的爱薛,精通西亚多种语言,擅长星历、医药之学。还在蒙古贵由大汗在位期间,爱薛即于1246年来华,深受信用,在忽必烈藩邸工作,他曾建议设立西域星历和医药专署。忽必烈即位后,便委任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元朝在上都、大都设回回药物院。现存的明初刻印的《回回药方》,当是元代翻译的阿拉伯医书和药书。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回回药方》,尚残存四册。它们是第一册目录卷;第二册中风门;第三册杂症门;第四册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所涉医学有内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分科。《回回药方》用中文写成,附有一些波斯文。它的原本应是流传于穆斯林世界的几部阿拉伯药典。1273年,爱薛创办的大都药物院改名广惠司。爱薛氏子孙多人,继承家学,连续分管宗教、星历、医药等部门。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两个部门工作,一是回回司天台,一是秘书监。因此,这两个部门汇聚了不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藏书,具体体现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情况。据1272年统计,仅回回司天台就申报该台有经书242部。其中,历学天文书七种96部;数学书四种47部,其中有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占星占卜学六种若干部;医经一种13部;炼丹、堪舆、哲学、史学、诗学、识宝技术书各一种各若干部。学科门类之多可谓空前。此外,还有天文图、仪器四件。

在建筑方面,元代中国建筑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阿拉伯建筑家也里迭尔曾主持了元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同时,穆斯林世界来华的商人,曾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地修筑清真寺和医院,它们的建筑式样也是根据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格式仿建。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泉州始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在14世纪又曾整修一新。该寺门楼建筑式样与12世纪到14世纪阿勒颇、开罗的一些寺院、陵墓非常相像。门楼取狭长尖拱,入门穹顶用蛛网状尖拱小室盖石刻拼叠,甬道的建筑风格和式样,也都和阿尤布、马木鲁克时期的伊斯兰建筑如出一辙。

此外,中国古代制糖工艺也受到域外的影响。唐代以前,中国人已知用甘蔗汁熬糖,但方法比较落后。由于公元七八世纪时印度用蔗汁熬糖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唐太宗时专门派人去学习,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到了元代,又有埃及人到中国来传授熬制白砂糖的技术。

除了阿拉伯文明外,欧洲基督教文明在元代也直接传入中国。元朝对基督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包括原来在中国流传的景教和罗马方济各教派传入的天主教。元朝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教事务,同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管理道教事务的集贤院一起,成为掌管宗教事务的三大主管机构。元代也里可温教信徒达到三四万人,大都是蒙古和色目人(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随着蒙古和色目人的迁移,也里可温教徒遍布全国各地。当时的北京、泉州、大同、扬州、新疆等地都有天主教堂。而随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乐曲也在大都的街巷中流播。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藉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剩余: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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